秦末农民陈胜、吴广在饥馑和完不成徭役处于被斩首的死亡威胁下，揭竿而起；两汉之际的樊崇“以饥馑相聚”，都是为了民生权利的基本保障。东汉末年农民领袖张角在十几年中传布“太平道”，率领“众徒数十万，连接郡国，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莫不毕应”[14]。张鲁在汉中传布“五斗米道”，东晋的孙恩、卢循，晋武帝时的陈瑞等，都以道教的“太平道”为号召，领导农民为争取民生权利进行反抗斗争。他们在争取生存权、人身权的同时，还要求财产共有，人与人之间平等，人人同等劳动，废除特权阶级的靡费，撤除直接压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大山。这种“太平”思想，类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原始的财产公有、共同劳动的狂暴空想。但是这些农民起义领袖并没有将“太平”梦想停留在简单的宗教教义上，而是希望建立起“天国”，将“太平”的梦想付诸实践。他们实施“义舍”制度，在路上设置亭站，行路的人可以“量腹取食”。他们主张人人平等，就是要人人平等地劳动。
中唐以后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不仅仅限于人身权、生存权等基本民生权利的要求，而是进一步提出了“等贵贱，均贫富”的纲领或口号，这就蕴含着对解决民生的基础——土地提出了诉求，由早期狂暴的空想向更现实的平均思想转变。唐末王仙芝自称“天补平均大将军”，以补不足均有余的思想为号召，带领农民起义争取民生权利。宋初的王小波以“吾疾贫富不平，今为汝均之”[15]相号召。南宋钟相提出“法分贵贱贫富，非善法也，我行法当等贵贱、均贫富”[16]的口号。打破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，打碎具有强烈依赖性的人身依附枷锁，是劳苦大众实现自己梦想、获得民生权利的前提，否则要解决民生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只能是幻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