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刘知幾以前，不少史家对史书的事、文、义、体分别有过一些论述，也有许多真知灼见，而刘知幾超出前人之处，一是明确地提出了才、学、识这3个史学理论范畴；二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；三是把才、学、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。刘知幾本人并未明言《史通》与“史才三长”论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但通观《史通》全书，它的大部分篇目所论，都可以按照才、学、识这3个范畴去划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史通》一书也可以看作是关于评论史家素养的著作。
刘知幾提出的“史才三长”论，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了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，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，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。其影响所及则又超出史学范围，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：“作史三长：才、学、识，缺一不可，余谓诗亦如之，而识最为先。非识，则才与学俱误用矣。”[62]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著《文史通义》，其中不少篇目论及“史才三长”，而以《史德》篇最为精到，从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史家素养的理论。
刘知幾的史学批评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，这集中地表现为他极力提倡的直书精神和他始终维护的“名教”的观念的矛盾。《史通·曲笔》篇说：“史氏有事涉君亲，必言多隐讳，虽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。”[63]《惑经》篇说：“夫臣子所书，君父是党，虽事乖正直，而理合名教。”[64]这样一来，他就为“实录直书”在理论的彻底性上打了折扣。即使是在阐扬直书原则时，他也有强烈的“激扬名教”的意识。隋唐时期还是门阀观念极重的时代，刘知幾这样杰出的史学批评家，以及在他之后的大史学家杜佑，在思想上和著作上都不可能完全不带着时代的印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