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。
你能指望吃花酒、打茶围、热衷寻花问柳、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,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?同样,你能要求看毛片、泡小姐、耽溺歌场舞榭、言必“性”字当头的当代才子,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?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,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。
因此,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,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,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。后者如梳,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,也会有缝隙;前者如蓖,无孔不入,无懈可击,无处可躲,无计可施,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。所以,文网密织,动辄获咎的康、雍、乾年间,仍有一部《红楼梦》在;20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,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;在故国黍离、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,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。就是这个道理了。“人,是需要一点精神的。”毛泽东的这句名言,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,其实,物质富裕时期同样也需要精神。
正是这种精神,被清朝沈德潜、周准褒誉为“十五从军,十七授命,生为才人,死为鬼雄,诗格亦高古无匹”的夏完淳,必然会在塘河某处河汉的苇荡里,凝视黑暗的远方,谛听着桨声橹音,摩拳擦掌,准备营救他的恩师。
稍后,这个年轻人,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,处死之前,在狱中与其岳父有一席谈话:“当日者,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,同时歃血,上启国主,为江南举义之倡,江南人莫不踊跃。今与公慷慨同死,以见陈公于地下,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!”从这篇诀命辞中,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诚,他如果不率部埋伏,伺机劫船,倒是不可思议。因为,无论陈子龙,还是夏完淳,他们都是不易降服、不肯认输的硬骨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