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。
你能指望吃花酒、打茶围、热衷寻花问柳、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，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？同样，你能要求看毛片、泡小姐、耽溺歌场舞榭、言必“性”字当头的当代才子，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？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，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。
因此，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，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，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。后者如梳，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，也会有缝隙；前者如蓖，无孔不入，无懈可击，无处可躲，无计可施，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。所以，文网密织，动辄获咎的康、雍、乾年间，仍有一部《红楼梦》在；20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，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；在故国黍离、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，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。就是这个道理了。“人，是需要一点精神的。”毛泽东的这句名言，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，其实，物质富裕时期同样也需要精神。
正是这种精神，被清朝沈德潜、周准褒誉为“十五从军，十七授命，生为才人，死为鬼雄，诗格亦高古无匹”的夏完淳，必然会在塘河某处河汉的苇荡里，凝视黑暗的远方，谛听着桨声橹音，摩拳擦掌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。
稍后，这个年轻人，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，处死之前，在狱中与其岳父有一席谈话：“当日者，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，同时歃血，上启国主，为江南举义之倡，江南人莫不踊跃。今与公慷慨同死，以见陈公于地下，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！”从这篇诀命辞中，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诚，他如果不率部埋伏，伺机劫船，倒是不可思议。因为，无论陈子龙，还是夏完淳，他们都是不易降服、不肯认输的硬骨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