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我们在“革命”的和“红色”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。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“反动”的,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。
我又写起“文革散文”来,仿“九评”的风格,一评、二评、三评连续《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》……看的人居然还很多,反响还很大。曲师傅不安了,老工人们感动了;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性斗争。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,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,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。
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,在大门口被阻拦住了。前一天夜里“革命”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,“红色”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,办所谓的“悔过学习班”了。
我们五名中学生,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。后来,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,也仿“九评”的风格,曰一评、二评、三评……
那个冬季,我们多次去曲师傅家看望他,最后一次才见到他。他的思想很顽固,被放出得晚。他没写“悔过书”。“革命造反团”的头头是他徒弟,拿他没奈何,没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……
来年,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,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市一展开动员,我就报名下乡了。一则是,家里生活太困难了,太缺钱了,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;二则是,我对“文革”厌烦透了。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,非是闹剧是悲剧。即使以闹剧开始,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,于是有人搭赔上血和命。